原标题: 难忘儿时小院生活 老邻居著书回忆“眉州路354号”
在郭柏炎、王晓明等人的眼中，杨浦区眉州路354号有着特殊的意义，这里回响着他们的童年笑声和植入骨髓的传统文化与道德教育。这里曾经是一个绿树成荫的小院，前后有过40户居民，虽然院子在上世纪80年代已被拆迁，小院居民们对它却难以忘怀。
8年前，他们重聚一堂，共同撰文、出版图文并茂的两册铜版纸书籍《我心中的院子》。
图说：当年，小院里的孩子们组成小乐队，经常举办文艺活动。新民晚报图
图说：小院邻居分开近30年后于2009年4月18日首次重聚。新民晚报图
小院变迁
时光穿越回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眉州路与平凉路路口，这里矗立着一个院墙围绕的精致小院，透过铁门可见里面的三栋小楼，小院永远是安安静静的，听不见吵闹与喧哗。
“我们这个院子，是上海化工厂的一个职工宿舍。”今年92岁的赖毅敏说，他当年是化工厂的厂长助理。“上海化工厂是解放初全上海唯一一家国营化工厂，它的前身是一家日本人的糖厂，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，把它改建成‘资源委员会中央化工厂’，厂长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化工专家徐名材。小院就作为化工厂工程技术人员宿舍。”
首批入住小院的，大多是徐名材先生选派出国学习的青年才俊，如张选荣、张建秋、江知权、郭钟福、龚祖德等，还有考取中英庚子赔款赴英留学的陈彬和卢汉章。解放后，全国各地建设急需专业人才，这批专家奔赴北京、南京和大连等地，筹建大型化工企业，成为我国化工事业的开创者。
这样一来，院子里腾出不少空房，1950年第二批化工厂职工搬进小院，王晓明的妈妈、今年98岁的徐士珍一家便是这时候搬来的。她清楚地记得，当年是陈彬夫妇将自己的一间卧室和一间书房腾出来，让给他们一家三口居住。
小院后来又有数批职工陆续入住。徐士珍记得前后共有40余家曾在小院住过，到上世纪80年代初动迁时，小院共有26户人家。
院中忆趣
小院的童年充满无穷无尽的乐趣。每天吃过晚饭，“啊呜啊呜”的暗号响起，各家的男孩子们如王晓明、四毛、阿青、阿同、大弟弟、星星、弟弟、小万元、“外国人”（赖毅敏之子赖磊平因头发自然鬈曲，小伙伴送此雅号）、小宝宝、大小毛头等，立刻放下手中的碗筷，冲出房门，集结在院子中央，开始游戏。“盘野猫猫”“吃泡饭”，玩得满头大汗方归。
由于家境大多不错，他们能够玩一些当时许多同龄人玩不到的游戏，组装电器就是其中之一。当时，郭柏炎最佩服的是比他大几个月的杨国强，印象中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一屋子堆得都是电子元器件，杨国强还装出过那个时代销售管制的录音机。
女孩子们的游戏则文艺得多。她们闲暇时间在院子里拉手风琴、吹口琴、唱歌、跳舞、唱戏、朗诵。郭玉瑛记得，住在6号的张建秋伯伯和张妈妈刚结婚不久，张妈妈是位音乐家，她常在南窗下一面弹钢琴一面练声，有时教女孩们唱歌。
小院还有自己的剧组，经常自编自导自演，军装家里都是现成的，拿来当演出服。院子里热爱摄影的小伙伴用相机记录下这些珍贵的镜头，并在自己布置的暗房里冲洗出来。
玩得开心，学习也十分投入。院子里的小伙伴们陆续考入控江中学、杨浦中学、上海中学等市、区重点中学，后来也追随父辈的足迹，选择工科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方向。
集体行动
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，小院氛围永远是那样和睦，长辈们谨言慎行，彼此以礼相待，孩子们之间团结友爱，从没有争吵与计较。
那时候，院子里各家共用一只总水表，每个月计算出总费用后按各家人口平摊水费。男女老少均按同一标准计算，如来了客人住半个月以内的，按半个人计算，超过半个月的按一个人计算；孩子们住校读书的一个星期回来一次，按半个人计算。各家按照规则自报人数，鲜有争议。收水费的工作由各家轮流完成，通常由孩子来执行这项任务。
不知从何时起，院子里星期日大扫除的习惯，无论刮风下雨，各家男女老幼一齐出动。人们先从自家门前扫起，最后全体集中清洁庭院卫生，包括公共厕所。每一次大扫除的最后阶段，大家都会在院子中心地带会师，大人小孩十多把扫帚一起挥动，将垃圾合围，小孩子们则快快地用畚箕将垃圾装走，倒进垃圾桶。
植树种花，一直是院子里各家的共同爱好，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做好家庭绿化和公共绿化是人们可以名正言顺追求的真善美。那段时间，小院的水费账户上日积月累，竟然有了80多元的结余。有人提议在院子里种树，美化环境，获得全体通过。小朋友们更积极，郭柏炎、王晓明等几个大男孩蹬着佘孃孃向单位借的黄鱼车，去江浦路的苗圃买树苗。男孩子这一队出去买树苗时，留守的一队就在院子里挖坑、填肥。等黄鱼车拖着长长尾巴的树苗进了小院，立即传出一阵欢呼。一棵棵树苗栽植下去，竟然全部成活，两年后便枝繁叶茂。
邻里情深
虽然长辈们平日里的交往看似风清云淡，其实彼此都存着一颗善良友爱之心，关键时候总能伸出援手。
张蓓芬回忆，上海夏秋台风来袭，阴雨连绵，积水没膝，买菜十分困难，住在3号的陈妈妈总是冒雨带菜来给她们吃，还教她做馒头。住在8号的毛妈妈黄韵秋女士是位医务工作者，院子里谁家孩子有了小病，都去找她看看，她也总是热心相助。郭玉瑛说，1950年冬，临产的妈妈来不及送医院，是毛妈妈出手相助，帮助妹妹顺利来到了人间。
“文革”期间，小院不可能独善其身，院子里不少专家被扣上“特务”“右派”的帽子，常因怕连累别人而有意疏离。但这种阻隔只是被动的。很多事情，晚辈们在重聚和出书之后才知道，长辈们仍然彼此关心，甚至冒着风险去宽慰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们。当时，郭玉瑛、郭柏炎的父亲被关在“牛棚”里，奶奶日夜思念她唯一的孩子。徐士珍看在眼中，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悄悄地敲开郭家的门，去安慰了奶奶，再悄悄地离去。隔壁的张中江是上海化工厂的老职工，只要他有机会看到郭钟福出来放风，回来总会暗中告诉他们的母亲“我今天看到郭伯伯了，他身体还好，你们放心吧！”短短几句话犹如雪中送炭，让郭玉瑛全家尤其是奶奶得到一丝安慰。
在这样的气氛下，小院在整个“文革”期间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，没有一个孩子去当造反派，长辈们也不把单位里的情绪带到小院来。大家都感觉到，外界大风大雨，可一回到小院，就像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。
人生财富
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因为改善居民住房条件，小院不得不拆了，各家各户陆续搬离小院。
可三十年过去，小院从来没有在他们心中消失。2008年前后，郭玉瑛、佘国钧和王晓明几个人提议，将小院的老邻居们联系起来，三十年后再重聚。他们没有想到，每一个接到电话的人都是那样激动，要来和大家见面。2009年4月18日，是他们见面的日子，那年91岁的徐士珍老人兴奋得彻夜难眠，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；佘家孃孃虽然疾病缠身，仍惦记着要来参加活动；年过九旬的沈善炫老人坐在轮椅上让两个女儿推着他来到会场；不能到场的也写信或发来视频祝贺。
曾经的小伙伴们，大多已年过半百，功成名就，有的以行业专家的身份退休，有的是某一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，但相聚时刻，他们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。“小老虎、毛弟、秋生、三毛、四毛……他们激动地喊着儿时的小名，紧紧拥抱在一起，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。他们诉说着童年生活的一桩桩趣事，也急着倾诉别后的一切，总之有说不完的往事和今事。然而半天的相见，满腹的话语哪里说得完？大家决定，把每个人记忆中的小院生活回忆出来，结集成书。于是，除了30年的小院生活外，他们又有了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：两本记录小院生活、小院文化和一段历史的书——《我心中的院子》。
此后数年，老邻居们每年一聚，更觉亲切。平时时而电话问候或登门探望，成为心中一份寄托。
